本文是一篇经济管理论文，本文以2011年至2022年滇桂黔地级市作为研究样本，分别测度了各地级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并对测算结果进行了分析。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1.研究背景
数字经济是指以数字化技术为核心，以数据资源为基础，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手段，实现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创新发展的新经济形态。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崛起，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中国作为全球领先的成长型经济体，近年来在数字经济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根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了35.8万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2%。中国政府也实施了多项政策，例如“互联网+”战略和“中国制造2025”，以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并助力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在数字经济的发展上，滇桂黔地区也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分别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促进数字经济与当地经济的融合。例如，云南省出台了《云南省数字经济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旨在通过提升数字基础设施、优化数字经济园区、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等措施，加快数字经济的发展。此外，云南省还特别强调了数字技术在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应用，以及数字技术在文化遗产资源数字化、智慧教育、数字医疗等领域的推广。贵州省则受益于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该政策支持贵州建设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加强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数字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广西发布的《广西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指导意见》中指出，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以及构建开放合作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这一系列政策表明了滇桂黔地区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高度重视，有助于挖掘该地区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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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1.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
（1）数字经济内涵的研究
国外关于数字经济内涵的讨论通常集中在它与互联网的联系上。一些学者认为数字经济的关键是数字技术（Kling等，1999）[1]。Miller等（2001）[2]则强调了电子商务在生产和日常生活等方面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Heeks等（2017）[3]在定义了数字部门后，提出了数字经济的概念，认为它是经济产出中由数字技术产生或主导的部分，并且其业务模式依赖于数字产品或服务。Abd Razak等（2021）[4]提出，数字经济促进了人、组织和机器之间更广泛的连接。
国内学者对数字经济的内涵也进行了不同的解读。洪银兴（2001）[5]提出，数字经济是美国“新经济”概念的一部分，它是由计算机和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对经济和社会产生影响的结果。王俊岭等（2001）[6]则认为，数字经济不仅仅局限于新经济的范畴，它本身就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信息通信技术进步的产物，涵盖了电子商务、信息通信技术以及数字化技术等领域。李俊江和何枭吟（2005）[7]指出，数字经济是基于数字技术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其中商品的生产、分销和销售都以数字化的方式进行。康铁祥（2008）[8]进一步指出，在信息通信技术（ICT）和数字化技术的推动下，数字经济是一系列通过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平台进行的经济活动的集合。简而言之，这些学者基本都认为数字经济是信息技术发展的产物，它改变了传统的经济活动方式，包括电子商务、信息通信和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并且这种经济模式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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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一）概念界定
1.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这一概念跨越了多个学科领域，它包括众多依托于数字技术的各类经济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学者们对数字经济有着不同的定义，但普遍认为它是建立在数字化知识和信息基础上，通过现代信息网络进行生产、分配和使用的一种经济形态。唐·泰普斯科特在1996年首次提出了数字经济的概念，随后这一概念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金范秀等美国学者进一步阐述了数字经济，认为它是一种以信息化商品和服务交易为核心的特殊经济形态。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数字经济的内涵和应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覆盖了更多的技术和经济活动。
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认为数字经济就是利用数据作为核心资源，依托互联网等现代通讯网络，将数字技术融入传统产业，推动经济向数字化、在线化和智能化发展，以此提升经济运行效率和整体水平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这一定义凸显了数据在新经济形态中的核心地位，以及数字技术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其中，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构成了数字经济的两大核心。数字产业化关注的是数字技术如何催生新的产品和服务，而产业数字化则着眼于现有业务如何通过数字化进行升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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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基础
1.技术经济范式
多西在1982年提出了技术范式的概念，随后在1986年，弗里曼和佩雷斯进一步发展了“技术经济范式”这一理论，阐述了技术如何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渗透并融合到经济中，并对企业产生影响，确定了技术进步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技术经济范式的传播加快了工业革命和经济社会的转型，同时也促进了技术基础、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以及产业规模等方面的新旧更替，实现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技术经济范式由技术和工业变革引发，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经济结构和运作方式，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当工业革命的创新潜力逐渐耗尽时，现有的范式会为了寻找新的利润来源而更加开放地接受不兼容的技术创新，同时保持科学和技术的自主性，为未来技术经济范式的变革创造有利条件。例如，工业革命时期的蒸汽机技术范式后来被电力和大规模生产的技术经济范式所取代，而当前数字经济的兴起则代表了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形成。与传统的技术经济范式不同，数字经济的核心在于数据，它是由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共同驱动的，数字经济的出现打破了信息获取的时间和空间限制，通过改变信息结构来降低信息获取成本，能够有效解决数据的收集、处理、存储和传输问题，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和发展。
2.配第-克拉克定理
威廉·配第是首位深入探讨产业结构变化对国家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差异影响的经济学家。他在作品《政治算术》里指出工业部门相比农业部门能创造更多的收入，而服务业部门的收入又超过工业部门。他观察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低收入部门的规模会缩小，而高收入部门则会扩张，这是因为服务业和工业部门相较于农业部门能提供更高的附加值。科林·克拉克继承并发展了配第的理论，他根据三次产业分类法，研究了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的流动趋势，并发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数量会逐渐减少，而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数量则会逐渐增加，劳动力趋向于从收入较低的行业流向收入较高的行业，这一理论后来被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西蒙·库兹涅茨进一步利用国民生产总值数据对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分析，他的研究结果也支持了配第-克拉克定理，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而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上升，同时，工业和服务业的就业人数比重增加，农业就业人数比重减少。总体而言，配第-克拉克定理展示了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演进之间的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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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滇桂黔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发展现状分析...............................15
（一）滇桂黔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算与分析................................15
1.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构建...........................15
2.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算结果与分析.......................15
四、数字经济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机理与研究假说.........................20
（一）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20
（二）数字经济、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21
（三）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21
五、滇桂黔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24
（一）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24
1.数据来源..............................24
2.变量选取.........................24
五、滇桂黔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
1.数据来源
本文以28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由于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由2011年开始公布，同时2023年的数据暂未完全更新，因此将研究时间界定为2011-2022年，相关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EPS数据库以及部分城市统计年报，个别异常数据和缺失数据和通过插值法补齐。同时，为防止样本数据中异常值对实验结果造成影响，本文在实证分析之前对所有数据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
2.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升级（ISU）。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本文通过计算三次产业产值的加权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该指标取值范围为1-3，数值越大说明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越高。具体计算方式前文已做分析，这里不再过多赘述。
（2）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DIGE）。本文通过构建综合指标体系来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该指标数值越大说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关于该指标的具体测度方式前文同样已做具体分析，这里不再过多赘述。
（3）控制变量
为保证理论模型构建的严谨性以及实证结果的准确性，梳理已有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文献，并遵循数据的可得性原则，借鉴孙伟增等（2020）[79]、史丹等（2023）[80]的研究，本文选择了以下可能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文化设施水平、财政压力以及人口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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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1年至2022年滇桂黔地级市作为研究样本，分别测度了各地级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并对测算结果进行了分析。在相关理论的支撑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采取了替换被解释变量、增加控制变量以及内生性检验等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支持本文的研究结论。其次，探讨了数字经济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制，包括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消费水平。最后，考察了在不同城市规模、不同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是否资源型城市的情况下，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有何差异。此外，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数字经济对滇桂黔地区产业分工的影响。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滇桂黔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整体上均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但存在地区差异性。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广西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云南最低，贵州介于二者之间；从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来看，贵州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最高，广西最低，云南介于二者之间。
第二，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滇桂黔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服务业结构方面，相较于生活性服务业而言，数字经济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
第三，数字经济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技术创新水平、消费水平来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其中，人力资本机制发挥的效应最大。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帮助提升劳动者的技能和创新能力，进而提高劳动效率，使得生产资源转向附加值更高和技术含量更高的产业，助推推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改变生产方式，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消费水平提升增加了消费者对更高品质、更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促使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提升技术水平，推动产业向更具竞争力的方向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