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本论文即以姚鄂梅小说中的当代女性境遇书写为切入点来对作家和作品展开整体性研究，试图通过以女性主义理论的实践运用，探寻姚鄂梅小说内涵的独特性和深度，挖掘出姚鄂梅的创作中体现的女性主义价值。
第一章姚鄂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系列
第一节两性关系中束缚的女性
两性关系是人与人之间主要的社会关系，在漫长的文明史、文学史中，女性在两性关系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很多时候只是作为男性想象的符号而存在，男性统治女性的权力秩序也往往使女性陷入失语沉默、丧失自我主体性的处境，她们要么为情所困，要么因为婚姻而被束缚在妻子的身份中。在当代社会中，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生存样态既有对传统性别模式的延续，也有涵盖着时代特征的新变。在姚鄂梅的小说中，很多女性人物在两性关系中的处境也是被动低沉的，爱情中的女人为情所伤丧失自我，走入婚姻的女人也并没有获得幸福，而是处在冷漠孤独的境地。作家的笔端揭示出男权文化思想作为一种文化情节在现代社会人心中同样根深蒂固，在两性关系中不仅男性在试图构建权力秩序，女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复着旧有的依附观念。
一、身陷囹圄的痴情女子
尼采说过：“同样是爱情,它对男人、对女人来说其实代表了不同的两件事。女人对爱情的理解颇为明确,它不只是报以至诚,而是整个身体与心灵毫无保留、在所不惜地全然奉献。就是这种不带任何条件的爱使她的爱情成为一种信仰,也是她唯一的信仰”①。女子对待爱情的态度与男子不同，女性似乎很容易把爱情当作自己的全部要义和精神依托，甚至可以为爱情牺牲，失去自我。自古以来，便有“痴情女子薄情郎”、“士之耽兮，犹可脱也，女之耽兮，不可脱也”的说法，这是受到封建社会下性别文化因素的影响。在已经思想解放的今天，仍然有部分女性保持着这种思维定式，即使她们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独立的意识，甚至在社会上独当一面，但在面对爱情时仍会丧失理性和主体性，甘愿为爱奉献，沉溺其中，成为“恋爱脑”；一旦爱情陷入危机，精神突然失去附着，如大厦倾塌，使自己置于颓唐的处境，身陷囹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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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家庭归属缺失的亲情角色
家庭和爱情、婚姻一样是任何时代的文学都无法绕过的话题,它是承载着情感、记忆、思想的重要载体，是精神的发源和栖息之所。在当代文学创作中，不乏对家庭关系和家庭成员情感状态的现实描写，但姚鄂梅小说的取景框往往并不在于那些和谐的家庭，她以女作家敏锐的思考更多的关注破碎家庭中的女性角色。女性在家庭中被赋予了妻子、母亲、女儿的身份，从传统意义上讲，家庭对女性来说既是最基本的生存领域又是她的生命归属。上述已经提到过妻子对家庭的淡漠，而姚鄂梅小说中作为母亲和女儿角色的女性也并没有依附家庭而存在，而是生存在家庭以外或有名无实的家庭空间，只剩下气若游丝的亲情连结，表现出更多的生存独立性和精神困境。
一、艰难生存的独身母亲
自古以来，母亲都被赋予着天然的光芒，基于复杂的生理因素和文化建构，大部分母亲形象都带有着伟大无私、善良博爱、奉献自我的母性品质。姚鄂梅小说中塑造了这样一批女性形象，她们因为婚姻破裂或男性角色的缺席不得不独自一人养育孩子，在她们身上，这些母性品质被更加放大，孩子是她们全部的精神依托，全心全意为了孩子可以忽略自我牺牲自我。同时，没有家庭的支撑，还要一个人承担生计的压力，只能凭女性薄弱的力量在社会上求生存，来维持自己和孩子两个人的生活所需，所以，姚鄂梅笔下这类女性常常处在分身乏术、艰难困苦的境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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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姚鄂梅小说中当代女性现实境遇的反映
第一节权利的剥夺
为改善和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女性的权利早在建国之时就被确立在法律条文中，但文本里的两性平等却未能在现实生活中完全实现，生活中的女性仍然时常感到自己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属于女性的正当权利被漠视、忽略甚至剥夺。很多女性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不如男性，在家庭中，她们往往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家务劳动方面，却无法从中得到经济回报和社会认同，耗费掉的精力和时间又限制着女性在社会工作中的发展；在社会工作中，女性会遭遇到不公平的性别歧视差别对待，更难获得高收入和高职位，男性远远多于女性占据着高层社会地位。姚鄂梅作品中暗含着对这种不平等的女性境遇的深刻揭露，同时我们也能在戏剧性的情节中看到现实的影射。
一、被抹杀的家庭劳动
自古以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就有“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家务劳动与女性联系紧密。从劳动性别分工的刻板印象形成开始，历代女性都需要承受着人们对其“贤妻良母”的文化预期。在当今时代的社会处境中，女性是与男性同工同酬的劳动者，但在家庭空间中女性要付出的劳动往往要比男性多，而且很多时候被忽略掉。与男性需要头脑或体力的“主外”的劳动相比，女性“主内”的家务劳动通常被认为是不需要思考无需太大体力的。在一些男人们眼中，妻子在家庭中的劳动是理所当然微不足道的，即使家庭主妇们每天承担着辛苦繁忙的工作，仍然会被讥讽是可以依靠丈夫不劳而获悠闲享受的人，堂而皇之的抹去了女性在家庭中的付出和损耗。“家庭劳动”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概念中具有交换价值的劳动，这种劳动是无收入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这意味着它是被不正当剥削着的“无偿工作”，在这种“无偿劳动”中获利的是市场，以及市场中的男性。而对于女性而言，无论在经济层面还是法律层面都没有任何补偿，女性因此被置于一种无权利的境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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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身体的献祭
阿里夫·德里克曾经说过：“身体是资本，也是象征的符号；身体是工具，也是自身控制和被控制被支配的‘他者’。身体还是一种话语的形式，在现代性的状况之中，在身体和社会之间，具有多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②。女性身体也是女性生活和自我存在状态的映照，是历史日常盘踞于女性之中的琐碎细节的体现与表达。上世纪九十年代女性作家们掀起一股女性身体书写浪潮，通过对大胆直露的身体描绘和自我欲望书写，从性别角度展示女性性别主体性，以此来颠覆男权中心文化，挑战长久以来男性统治的权威。姚鄂梅小说中也展现出对女性身体的关注，但并不强调身体本身的私人化倾向，而是注重对历史发展下的社会现实的呈现，展现女性身体在现代社会环境中的真实存在状态和境遇，一方面是被他人限定的“沉重的肉身”，一方面是把身体作为载体的自我生存选择，在探讨女性身体走向的同时也揭示出其中蕴含的男权文化的性别政治和文化特质。
一、无法言说的他人侵害
身体并非脱离社会的自然产物，长久以来，女性身体一直作为性符号而存在，是男性的欲望化的对象，由于先天生理力量的弱势和文化属性的压制，女性会时常遭受来自男性的性侵、强奸等性别侵害。男性性暴力行为作为一种侵犯霸权使毫无反抗之力的女人不时落入魔爪，给女性造成身体的剧烈的痛楚和精神的深深陷落。同时，男性对女性的性侵害是男权文化社会中男性统治女性的典型表现和必然结果，其中蕴含着延续千年的历史沉积的性别权力关系，即男性对女性压倒性的支配和掌控。女性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成为一个客观存在的潜在的暴力客体，时时处于可被塑造、可被伤害、无可防控的危险境遇之中。此外，一旦女性身上受到了暴力侵害，女性自身反而无法公开事实为自己发声，陷入失语的循环，只能任由男权话语摆布吞噬。不但要遭受着不可修复的身体戕害和心灵重创，还要忍受着无法言说的沉重痛苦，直至自我崩毁走向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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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姚鄂梅小说中女性反抗与生存选择............................38
第一节出走：五四延续的女性自觉...............................38
一、出走家庭——自我独立的渴求..................................39
二、出走家乡——精神自由的追寻..........................41
结语..............................53
第三章姚鄂梅小说中女性反抗与生存选择
第一节出走：五四延续的女性自觉
“出走”，它不仅是一种行为姿态，也是一种精神取向。作为个体对生存方式的选择，“出走”对于女性来说意味着独立意识的觉醒，对父权夫权的反叛。从易卜生创造娜拉开始，“出走”就成为了女性自我意识觉醒永恒的母题，也是作家长盛不衰的创作对象。在开辟鸿蒙的五四时期，接受了新思想的女作家们用自身经历和笔下的故事抒写着一幕幕关于女性“出走”的文学想象，她们把“出走”作为摆脱封建束缚、追求女性个性解放与独立自主的反抗利器，高喊着女性解放的口号。时至今日，百年巨变，女性“出走”的母题仍然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新时代的女性延续着五四时期“娜拉出走”的脉络，在现实的困境和打压面前，“出走”依然是女性寻求自我出路的惯常选择。但也有所新变，五四时期的“出走”是基于对民族历史现状的反省，此时的社会环境不同于彼时，女性的生存空间有了明显的扩展，女性群体正在不断拓宽“娜拉出走”的多维面向。在姚鄂梅的笔下，“出走”包容着的是对女性的重新赋值，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对角色定型的突围。
一、出走家庭——自我独立的渴求
家庭是姚鄂梅小说中经常描写的对象，但她笔下的家庭大多都不是完满的，不论以亲情为基础的原生家庭还是以两性关系而结合的婚姻小家，都呈现出破碎残缺的样态。女性在这样的家庭中或被父权制伦理文化腐蚀，或情感缺失自我压抑，面对多种困境，女性渴望唤醒自我，建立自身的主体价值，于是选择逃离家庭的束缚，冲击传统的家庭结构，将个体与家庭分割，重新建构自我，重新划分女性生存空间的可能性。虽然出走之后道路未必顺畅，但女性选择出走这一行为作为抗争的方式，本身就意味着对现实的不满与排斥，是对过去状态的质疑与拒绝，代表着某种自觉的改变与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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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从1992年始，姚鄂梅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创作生涯，至今仍然笔耕不辍，不断产出新作。创作内容从早期抒发对纯粹理想追求的个人化写作转变为关注社会现实，挖掘人性深度的外向写作，近几年的创作更是体现出作家对时代环境变化下人与社会异化现实的敏锐捕捉。但无论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姚鄂梅的小说一直没有脱离女性的视点，“我喜欢关注这个世界上的女性，无论贫富，无论老幼，女人总是承载更多的那一群，人们一面勉励她们能干、独立，一面又暗示她们迎合、牺牲。”“盯住女人，就是在一面镜子里审视着全人类。”①确实如姚鄂梅所说，她在写作中表现出了“真实而完整的女人”，在庞大体量的创作中塑造出了处在不同场域，各种类型的女性，也描绘了一个女性一生中所经历的、所要扮演的不同身份角色，可以说是穷尽了女性的各种可能，揭示出了女性在这些身份角色中所处的艰难境遇。在传统的性别模式中，女性主体意识被压抑在男性声音的背后，而男性作为言说主体，却总是能很轻易地把女性从历史、文化、社会、生命等各种意义上加以消音或注销。我们在姚鄂梅的小说文本中，可以挖掘出隐匿于历史和潜意识之中的女性，从而揭开文学中被忽视被扭曲的当代女性形象，思考符号系统中的女性意义。同时，艺术来源于现实并反映现实，姚鄂梅对当代女性境遇的书写落脚于当今家庭和社会环境，深刻的反映出当代女性真实的心理状态和生存困境，有很强的现实指涉性和时代特点，我们透过这些以悲剧为结局的离奇故事反观现实世界，达到对性别个体灵魂和群体意识的反思，进而指导现实女性世界的发展。
参考文献（略）